經典與詮釋

經典和詮釋

 

星洲日報/六日譚楊邦尼2010321

 

張愛玲在小說〈封鎖〉中這樣比喻:“生命像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從英文譯成國語。翠遠讀它的時候,國語又在她腦子裡譯成了上海話。那未免有點隔膜。”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羅馬書釋義》1933年英文版序言說:“我重新問:‘何謂詮釋學?’誠然,沒有人能在讀出經文意義的過程中,卻不同時讀入某些東西。而且,沒有一個詮釋者可以免於‘加入多於取出’的危險。”

 

西方有“正典”(Canon)的傳統,比如柏拉圖的著作、《聖經》,或莎士比亞的悲劇,在東方中國稱為“經”,比如《易經》、《論語》。Canon源自蘇美文,意為“蘆葦”,希伯來文作ganeh,希臘文為kanon,英文是cane,蘆葦的莖筆直,引申為權威,用以測度其他事物。鄭玄注《孝經》云:“經,不易之稱”,劉勰《文心雕龍》:“經也者,恆久之至道。”

 

原來不管是西方“正典”或東方“經典”,都指向恆久不變的大道理,日常生活的通則與尺度。而正典、經典之意義在於它們總能讀出和呼喚不同的生命情調和色彩,經典所以流傳閱讀不必然導向一個“封閉”的詮釋傳統,正是它內在允許傾聽多元甚至異質詮釋的可能。

 

如果熟悉西方大學的起源,恰恰和《聖經》的抄寫、版本、翻譯和詮釋有關。我們慣常以歐美大學之自由、民主和真理為嚮往,間中有一個“寬容”的背景,大學給予教職人員終身教職原是要保護對經典的“解釋自由”,即“學術自由”,教員不能因對經典詮讀的不同而遭迫害或解聘。直到今天,歐美頂尖大學、學院在科學研究、社會哲學、經濟人文和宗教神學並行不悖,撞擊更多思想火花和喧囂對話,哈佛麻省如此,牛津劍橋亦如此。

 

經典如果只允許一種解釋的存在,任何有別於“傳統”的解釋就成了“異端”,而恰恰歷史上那些“異端者”後來都成了人類社會文明“改革者”啊!美學家朱光潛說:“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像與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是生生不息的,它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經典的意義不正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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