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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報》•楊邦尼•2011年3月15日

1926年,作為青年導師的魯迅應《京報副刊》的征求,提供“青年必讀書”,他回答:“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魯迅的回答太忽悠了,他卻在附註欄下漏了餡,寫道:“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沈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天呀,魯迅的建議簡直的“數典忘祖”,“崇洋媚外”、“民族罪人”,然而,魯迅的話是必須回到清末民初的語境,面對千年的帝制和根深蒂固的文言,而恰恰魯迅在中國古書中讀到的是: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

這就是有名的“禮教吃人”的由來,“看中國書”所指摘的是“尊孔,崇儒,專經,復古”(〈十四年的讀經〉)中國(古)書是要讀的:“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麽,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讀經與讀史〉)。別忘了,作為白話文的先鋒,魯迅那一代人是從小讀四書五經長大的,魯迅更遍讀古代文言和古白話小說,作《中國小說史略》。如此,回看魯迅的“竟不看中國書”便有了理解和同情。

安煥然在〈愛華文,考華文〉(3月12日)提到:“倒是寬柔中學規定的華文課外讀物吸引了我。初中一看《水滸傳》、初中二看《西遊記》。以小學看連環圖的‘根底’,這些中華古典名著的閱讀,對我來說真是太有趣了。可惜,高三那年,瞧不起‘娘娘腔’的賈寶玉,沒看完《紅夢樓》。而《三國演義》只看了前半部,諸葛亮病逝後的情節,就看不下去了。”

讓我補述安煥然在80年代寬中的課文讀物:初一《水滸傳》、初二《西遊記》、初三《吶喊》、高一《老殘遊記》、高二《三國演義》、巴金的《家春秋》和曹禺的《雷雨》(SPM 中國文學指定書目)到高三的《紅樓夢》。重點是,四大小說是原汁原味120回的“全本”,而不是現下流行的改寫本。我初一看《水滸傳》,囫圇吞棗的多,誰管他這個字怎麽讀,那個字什麽意思,不就是往下看,看個故事,看個情節,看誰殺了幾個人,誰最後逼上了梁山。

小說的“微言大義”是要等到有年紀和閱歷才慢慢體會的,就像18歲看《紅樓夢》的我,覺得人物多,嘻嘻鬧鬧,哭哭啼啼,分分離離,好煩。如今每看一回,嘆一口氣,難以承受,因為那裏有惘惘的悲劇,人生實難。

我們的學生,是讀課內書太多,看課外書太少。閱讀多了,華文自然就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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