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化”的同志論述?

“平面化”的同志論述? 

《星洲日報》•楊邦尼•2006年4月28日

相對於國內其他主流、非主流華文媒體,星洲作為大馬最大的華文報章在讀者投書的立場上是“正、反”兼采(而非預設觀點),這一點的堅持很令讀者肯定。言論自由從來不是從天而降,它需要不斷的爭取、維護,它來得不易,卻極易被剝奪,或假自由、民主、社會秩序之義而被“架空”。

近日的《溝通平臺》“同志議題”在“平臺”上一來一往,雙方其實是“各自表述”,搬出各種“想當然耳”“不辨自名”關於宗教上的、醫學的、道德倫理的、東西文化傳統的、創世或進化論的,不一而足。這樣的論述方式其實再一次論證了“同志”從來不是發聲的主體,他在各種名義下成為論述、想像的客體與他者。在論述中“同志”沒有“立體化”,他一再被“扁平化”,去歷史化,為各自的論點作註腳而已。

“正本”需要“清源”,“同志”一詞本身就深具歧義性(ambiguity),在政壇上它是指政治理念相同的黨羽,在90年代臺港風起雲湧的“同志運動”中被“挪用”(appropriate)指稱有歧視性的女、男同性性行為。換句話說,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同志”是結合了“身份”“認同”“性取向”“權益”的政治話語,這是在當代的中文地區脈絡的指稱。如果我們再把西方對於“同志”系譜加進來,當中更是多元而復雜的——sodomy(雞奸,《舊約》中的“索多瑪城”)、homosexual(同性戀欲,19世紀中首先出現在德文的醫學名詞)、gay (19世紀末在英美城市聚居的男同性戀者)、queer(怪胎,酷兒,90年代西方學術界或同志學者新一波的同志運動、論述)。

在西方的歷史語境下,“同志”一詞一直是流動多變的,它其實是西方民主、自由、資本主義下的“產物”,是邁向人類理想社會的可能(或烏托邦?)。回到中文的語境,並沒有相對於西方的“同性戀”觀念,它在中國正史或野史當作是某種人類欲望的形容,並不像19世紀以前的西方視之為“罪惡”或以法律制裁。 “分桃”“斷袖”“龍陽”“狎優”等詞指同性性行為的形容,而非身份的認定。在這樣的脈絡下比較,傳統中華文化對“同志”反而是“溫柔敦厚”的。

“同性戀”從19世紀以來在醫學的名目下成為研究、甚至醫療的客體,還包括各種宗教經典中記述,同志的面目並沒有更加清晰,他持續被“想像”“邊緣”“他者化”,所以一旦有“正面”的同志形象或論述時,我們社會、家國的維護者才會惴惴不安,仿佛末世降臨。

這才是我們需要省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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