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建構神話?

是誰建構神話?

作者:elek Li  2012年10月17日

鍾怡雯的〈神話不再〉7日於聯合副刊登出,藉一則他自稱經歷過的評審經驗,一方面暗指某位馬來西亞出身的作者「用謊言得了一次大獎」,另方面,他認為該類 行徑背離「反省和自覺」與「誠實」,且鍾因認定該作品為「虛構的散文」,故「消費了愛滋病,也消費同志,同時也利用了讀者或評審的同情心」。12日,翟翱 回應,指正鍾對HIV/AIDS的錯誤知識。14日,鍾影射的作者楊邦尼為文反擊。此間,Facebook上關心文學與文學獎的朋友也多有討論。羅毓嘉從 兩個方面批評鍾:第一,文學上的「虛假」根源於「錯誤的臨摹、曲斜的再現」,而非文章是不是親身經驗;第二,譬如愛滋這樣還帶著污名的主題,更突顯散文必 須容許「作者我」以外的主詞,否則書寫要冒更大風險,更難得有作者敢寫悖德、違法、疾病等主題。

鍾怡雯預設散文是紀實的,與作者自身經驗有關,而在神話不再的年代,文學獎與文學獎獵人皆氾濫,後者的作品往往違背此預設,以致「得獎再多讀者或評審都認 不出這人的風格」。我想說明兩點。第一,鍾怡雯的預設是有問題的。人們固然期望散文紀實,但一來不可能有「如其所是的紀實」,再者,在文學獎這一區別文學 圈的界哨上,當回歸文學技藝來評斷散文的真實。第二,鍾怡雯指出的現象是真實的,但我們不該像鍾一樣,論證錯謬,只知訴諸道德。這種龍應台式的策略乃是台 灣公共領域最該唾棄的。文學獎與文學圈的問題由來有自,有權力左右文學獎等審查機制的鍾怡雯之流可能失職,正是其一。

紀實與虛構的假對立

拆解文學上的紀實/虛構這組對立前,要注意到:能指控某個個人「用謊言得了一次大獎」、「消費」的歷史條件,是「作者」的成形,以及伴隨著心理學、治理技 術和通訊技術發展而越來越堅實的「個人」。中外歷史上我們曾有過許多軼名作者與/或集體作者,譬如非議教會、國王或皇帝的小冊子、荷馬與莎士比亞,經文人 修整改寫的民間故事等。一篇文章有一位或若干位能與其他個人分辨開來的作者,乃至於某位作者的「作品集」這樣的概念,與「個人」的形象越趨明顯,攜手並 進。而「個人」的形象漸漸從各種群體中析離出來,則關乎全社會的交往形式日趨複雜,而針對個人/非個人來進行限縮在特定領域確能收效。此之謂特定領域譬如 課稅、確定法律責任、以緋聞推動娛樂產業、將瘋狂歸責於鄰人而非世界等。這些領域均有特定的相關技術,譬如戶口、病歷等。此不贅言。

可見,鍾怡雯預設的散文的紀實性質,本身就預設了更多歷史條件;此判準沒有道出成散文為一種獨立文類的理由,只是攀附了偶連的歷史條件,習焉不察不思而 已。當然,偶連的歷史條件也有可能成就一種文類,就像「同志」也是在偶連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認同。人們出於各種旨趣,致力於追認這些既已成立的分類方式, 賦予合理的說法--然而,我們始終可以質疑這些說法。

進一步來說,人類經驗有兩個面向,私人的與公共的。前者譬如「看見紅色」,譬如楊邦尼寫到服用藥物後不適感受;嚴格說來,我們只能透過假設或具有公共性質 的「道具」如語言,才能將私人經驗表達出來,使他人有可能理解。某人寫下「2、4、6」的時候,我們猜他想的是偶數的序列,他卻接著寫下「2、4、6」 _,我們以為這是三組數字的反覆--如是有無限多種可能的發展形式,是各種道具限縮了這可能性,使得人際交往不致成為一團嗡嗡雜訊。質言之,所謂紀實者從 不可能是「如實重現」的人類經驗,私人的人類經驗總要施以巫術,尤其語言的巫術,才能招魂攝魄,才能誆得你「2、4、6」後面不是「8、10」,卻只能是 「2、4、6」。

班雅明認為波特萊爾的詩作「給予親歷的某些事物(Erlebnis)以經驗(Erfahrung)的重量」,而那親歷過的體驗,正來自波特萊爾與受現代諸 現象(譬如交通號誌、按成本與效率瑣細切分的勞動過程)打磨的無面目的群眾的「對抗」:漫遊者無法不成為群眾的一份子,儘管他致力觀察與書寫之。19世紀 以降,文人、政治領袖、宗教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形塑這無面目的群眾,將他們打造為「讀者」、「國民」、「信眾」、⋯。私人的人類經驗在公共的活動與敘 事找到依歸,個別意識據以橋接社會。

承上所言,五四以降的散文何嘗不是文人「教化」所用的一種形式,而且較之詩和小說,它在20世紀以後更貼近群眾,群眾也更容易挪用散文,來給自己的體驗和 情感強加形式。文學馴化體驗、將之標示為特定一種經驗的功能,常為散文相對平易的形象掩蓋。觀審詩與小說的判準似乎相對自有發展,反之,「不是詩也不是小 說」的那些「散文」,往往因其與現實的距離較短而得其類。散文有其理論,亦不缺專事美學化散文者(如余光中),我在意的是這些理論與對散文的規範有實在的 效應,規範著我們使用語言的方式,限縮了我們所能想像的散文。

(請注意:我並非反對規範與限縮,若無規範與限縮,則如上所述,溝通的成功率也將陡降。)

是誰建構神話?

那麼,為文發言迴護散文一類之判準者,我們就要格外留意,留意其提出的判準如何規範我們使用語言的方式。文學獎正是這類判準與規範的效力實現得最明顯的場 合。不過,很遺憾,鍾怡雯身為判準與規範的執行者,他事隔兩年不吐不快的批評,竟只有下引兩句與觀審散文的判準有關:「羅列硬梆梆愛滋病資料,古狗一下就 有」、「散文平鋪直述缺乏感情,似乎在旁觀他人的疾病」。

羅列硬梆梆資料,楊邦尼不是第一個,他特別「示意」、嘗試模仿的朱天文,早給我們見識過。或者鍾怡雯真想批評的是楊鸚鵡學舌,非我所知,但在台灣文學場,這種寫法雖嫌陳腐,卻很難說是一篇文章的致命缺陷。

鍾的第二點批評,令許多關注HIV/AIDS的朋友義憤填膺,因為鍾明顯沒有理解〈毒藥〉寫的是什麼人類境況,恐怕也不清楚感染者的生活。外行如我也不難 讀出〈毒藥〉企圖提點的兩項具有普同性的人類境況:毒與藥的界線曖昧,疾病與健康之間只剩一條虛線。我怕鍾怡雯懼於「愛滋病耶」而不識楊邦尼此文的意向, 建議將此文的「愛滋病」代換為「憂鬱症」,如此,鍾當可明白:他念茲在茲的「痊癒」只可能是(譬如)「病毒量低到儀器判讀不出的程度」,或是「我們在你身 體裡暫時找不到癌細胞」,但誰也不能保證憂鬱不會復發、免疫系統不會再度崩潰、癌細胞不會捲土重來。在現代的條件下,「痊癒」再難是返回整全的、完滿的 「病前」。

鍾怡雯的其餘批評不外質疑楊邦尼究竟是不是〈毒藥〉敘事裡的那個「我」,倘若不是則楊干犯鍾維護的「散文即紀實」規範,且「消費」其「虛構」所牽涉的群 體。承上所述,鍾怡雯維護的規範根本是有爭議的。一來,散文的紀實至多是程度消長,提成是或否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二來,尤其在文學獎這個把守(純)文學 入門關卡的場合,評審更應該訴諸文學技藝來評判作者經營的「現實」實不實在,而非一副被情感綁架的樣子,好像人家寫愛滋病你就一定要「同情」。評審該具備 的文學眼光,竟只瞥見上引不打緊的兩句話,失格的究竟是作者還是評審?三來,如果不是身在一個有辦法打越洋電話「詢問」那個作者、那個個人的時代,鍾怡雯 念茲在茲的紀實判準豈能起作用?「打電話詢問」而非按文章本身辯難,這座散文獎的失格可謂不打自招了。

話說回來,鍾怡雯「維護特定一種散文的規範」這件事,值得我們留意。台灣已經有許多學術研究,檢討文學獎如何形塑了文學場,指出如三三集團、余光中、張大 春等文學團體和個別作者,如何在不同時期、基於何種政治旨趣,選擇了特定形式的文學作品(同時排除了其他事後看來可能別具意義的作品),從而形塑一個時期 的文風。此不贅言。只是,我不得不把鍾怡雯的假問題丟回去,因為整件事件中,該問的是「誰建構神話」。神話永遠可以重寫或新譜,說「神話不再」的人會否是 怕丟了神官的位子?10月17日,鍾怡雯再次致文聯副,苟且糾纏著楊邦尼不是〈毒藥〉中的敘事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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