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該「社會盲」

文學不該「社會盲」

撰文|羅毓嘉(詩人) 2012/11 月號

人籟論辨/提供

【來自馬來西亞,長年在台生活、寫作、執教的作家鍾怡雯日前受《聯合副刊》之邀,撰文談論時下的文學獎問題,卻引發爭議。她在10月7日刊出的〈神話不再〉一文中回憶某次評審經驗,並挑明某位同鄉作家有誠信問題;該文引起2010年以〈毒藥〉一文獲時報文學獎散文大獎的馬華作家楊邦尼為文「自首」回應,但鍾怡雯於10月16日再發出以〈誠信〉為題的簡短聲明,堅稱楊邦尼說謊,且刻意操作弱勢議題。

對此,同樣曾獲文學獎的新生代詩人羅毓嘉,要表達他的看法。 】

散文當能容許虛構轉化

在這場爭執中,鍾怡雯直指當時評審團猶疑〈毒藥〉一文所描寫的愛滋患病與治療情節有虛構之嫌,去電作者求證時,楊邦尼在電話中自承該文書寫為己身經驗。

然而,鍾怡雯強調她「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過」,比對「考驗楊邦尼個人誠信的來電」,她堅持:「真相只有一個,無須多談。」亦即,鍾怡雯認為楊邦尼既非感染者,如此即是「靠謊言擒獲一次大獎」。

鍾文力圖揭露「創作者為得獎,不惜謊稱人生」之怪現象,並非無稽。文學獎和專業參賽者之氾濫,確實是台灣文壇必須正視的問題;然而,我要主張的是--散文本就容許虛構與轉化,「真實與否」既不該成為主辦單位去電求證的理由,後續得來的「答案」也不應成為質疑作者誠信、乃至道德的準繩。

甚至,僅因評審間無法以文本之技藝與關懷定奪名次獎項,而必須以「散文是否為真」作為給獎與否的最後一道門檻,儼然成為文學獎的另一怪現象。主辦單位做了這樣的調查、打了那樣的一通電話,我覺得很失格。要批判文學獎怪現象,可以,但當自己也成為怪現象的時候,相關批判無論如何就站不住腳了。

況且,這不僅絕非「無須多談」之事,反而更得多談。因為〈毒藥〉事涉愛滋。

文學創作初衷本為「人」

在一個愛滋感染者尚且背負無數污名的時代,〈毒藥〉一文中的「敘事者我」開門現身,爬梳感染者投藥、病情獲得控制的歷程,最重要的是,將此一過程中的藥/毒關係重製,是當代文學中少見的嘗試。幾年前,我也嘗寫〈患者〉一文,以「我的朋友」為主體,描摹感染者與病、愛、人群的糾葛,投往某文學獎,卻輾轉聞得有評審主張,「散文必須以『作者我』為主體」,反對該文晉級。

天啊,若以愛滋關懷為軸心的散文,既不能用「我的朋友」為主體,用「我」更要被質疑「敘事者我」是否等同「作者我」--我們的當代文學(好吧,文學獎),究竟還能不能為這些患病的弟兄姊妹們,說一點什麼?

只怕是天地無門,此路不通。

文學之終極關懷勢必為「人」,而無論你、我、他。情節中的「敘事者我」服務於「作者我」之核心關懷,為之操演。倘若文章僅因主詞從被書寫者的「他」換成敘事者的「我」便不成立,那也必須是因為文學技藝之不足;易言之,必須因為錯誤的臨摹、曲斜的再現,而不是拘泥於「這是否你親身經驗」的枝微末節之事。

難言之隱如何有聲

另一方面,除了文學的紀實與虛構,讓這事更加複雜的,無非是〈毒藥〉動用了「敘事者我」和愛滋之間的共生共存關係。

之所以「根本不應去電詢問」,是因為倘若萬一,我是說萬一,作者「就是」感染者,而主辦單位去電詢問時,作者「以為」這通電話是off record(不登載在案) ,於是他承認了。然而,當評審結束,獎項頒布,作者能「在公開場合再承認一次」嗎?顯然不能。

那麼,鍾文卻硬生生將之轉為on record(登載在案)的紀錄,豈不是逼著人要在報紙上「再度出櫃」?萬一是這樣的話,別說是光環,更別說是神話了,「文學獎」這三字,都將因此而蒙羞。我們能不考慮到這樣的「可能性」嗎?

正因事涉愛滋,這是一次最壞、最壞的示範。

鍾怡雯忘記了--忘記、或根本不曾看見--愛滋感染者在現實中面對的處境有多惡劣。忘記了,即使感染者「私底下是」,也不能「公開地是」。絕對不能。他們必須是「公開地不是」。迂迴。閃躲。絕不能是。

愛滋之不能言,之難以啟齒,絕非鍾文所言之鑿鑿:「既然如此,為何寫出來?」寫,正因日常太沉痛,不能輕與人言,才更應該要寫。正因現實中之不能承認,文學的「虛構」反而讓寫作者有了解脫的空間。這難道不是文學創作的初衷嗎?而今,鍾文卻上綱到「誠信」問題,將創作者假借「敘事者我」的空間給逼絕了。

非關真假本不該問

更推廣一點來說,要求散文必須「完全符合事實」的道德危機在於,從此再沒有寫作者願意處理悖德、甚至違背法令的題材。寫偷情?恐怕成為妨害家庭的佐證。

寫嗑藥?警察會否找上門來。寫愛滋?得先說那是不是你本人。甚至,只是寫生活中的小奸小惡而被人肉搜索?當散文通通必須寫作者的「無條件自白」,反而可能成為道德審查的材料。

誰敢保證,強調「事實」的散文,會不會反而造成「社會真實」在這一文類當中的缺席;而文學家在意的「文學真實」,最終只剩下家國歷史、生活瑣事、故鄉思懷、梳頭煮飯、親人軼事這些了。

不僅不問「到底是不是真的?」而是,根本就不應該問。

緊實地說,文學的「紀實」與「虛構」邊界之所以必須曖昧不明、之所以必須容許寫作的穿越,之所以不問「那是不是真的」,正是為了容許魍魎現身,更保護作者從文學場域返回現實之後,仍能免於「道德」的規訓。而這是文學的土壤之能夠持續肥沃,所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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