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無知可以理直氣壯?

 為何無知可以理直氣壯?

◎盛浩偉(第35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組首獎得主)20121017

《聯副》於10月7日刊載鍾怡雯女士的〈神話不再〉一文,指陳臺灣的文學獎「亂象」,其中固然有諸多見解值得反省。然而,鍾以2010年時報散文獎的決審過程為例,試圖「揭露」首獎作品〈毒藥〉之「虛偽」,殊不知此舉其時恰恰反映了她自己的文學觀以至於人格方面的諸多缺陷。第一印象,一個有如此豐富文學獎經驗的作者/評審,竟能「記得」一位特定的參賽者至今,其氣量還真是狹小得驚人。

鍾怡雯女士很明顯從頭到尾都堅持認定該文的寫作是「算計」,於是認為:「這位作者,同時也利用了讀者或評審的同情心」。細究鍾怡雯女士何以如此堅決認定該文「虛構」的原因,則是:「作者說自己歷經了發病和治療的過程,包括使用雞尾酒療法和運動等,最終戰勝疾病,現在痊癒得外表完全看不出。可能嗎?愛滋病耶。」 看來是沾沾自喜於抓到了作者的小辮子,然而,此段話完完全全暴露了鍾怡雯女士對愛滋病的無知。更精確地說,是鍾怡雯女士混淆了HIV+與AIDS兩者的關係:感染 HIV者,未必立即發病成AIDS,現階段治療能以藥物控制,然無法根除患者體內 HIV病毒,且仍具傳染性。回顧得獎作〈毒藥〉原文,內已寫道:「全名Human Immunedeficiency Virus,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如果病毒持續蔓衍,突變成Acquired Immunodefiency Syndrome,後天免疫缺陷綜合症」,將 HIV與AIDS分得清清楚楚,且檢視全篇,文中並未稱「我」得了「愛滋病(AIDS)」,而只寫了「我」的體內有「病毒」;更甚,作者只寫「結果顯示病毒載量無法檢測(按:即體內病毒量得到控制,已減少到儀器無法測出的量)」,卻並未寫「我」「痊癒」──也就是體內病毒被根除。如果鍾怡雯女士尚無法理解這其中區別,以及作者寫作時敘述的遣詞用字之精細與用心,那麼關於 HIV與AIDS更詳細的資料,用她自己的話說:「古狗一下就有」。

指控該文「算計」、「用謊言得了一次大獎」的立論基礎──也就是鍾怡雯女士自認為能看出作者「破綻」之處──出自對愛滋的無知。然而鍾怡雯女士顯然沒有發現自己的無知──甚至可能還為自己的正氣凜然感到沾沾自喜吧──竟更在10月17日,在原作者回應後,更於《聯副》上以〈誠信〉一文再度回應,寫道:

「楊邦尼的回應長文只提出一個真相:寫作者楊邦尼和〈毒藥〉裡的愛滋病患者「我」,確實不是同一個人。除了這一句「只是鍾把寫作者的我和散文中的『我』混為一談」,其餘皆在模糊焦點。」

而其證據,則是「我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過:「只是鍾把寫作者的我和散文中的『我』混為一談」,果然是事實」。以我一個旁人的角度來看,如此行為(再加上〈神話不再〉一文中提到決審會議去電作者詢問真假一事),已是極度地偏狹與殘忍,因為鍾怡雯女士顯然沒有考慮到一個可能:如果作者真的就是感染者呢?再次回顧〈毒藥〉,原文雖未直言,卻已然寫出了 HIV感染者的困境:由於大眾普遍對疾病的可怕想像,加上社會上的歧視與無形壓力,往往迫使感染者隱藏感染事實,甚至連至親都可能被隱瞞。不只是文學,在社會新聞上都可見得此類消息。在這樣的情況下,難道「常來往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真會如此輕易就知道作者是否為感染者?

作者願意在作品中書寫,不一定代表作者同樣願意在作品以外的場合、在日常生活裡對某些事情侃侃而談,大方承認。但是,我並不是要說:「作者就是感染者」,而是要試圖指出:在這件特定的事情上,「作者是/不是當事人」這樣的思考框架,本身就是一大陷阱。

假設,作者真如鍾怡雯女士所「指控」的,並非感染者,那麼〈毒藥〉得獎,會有「消費了愛滋病,也消費同志」之嫌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幾個原因,首先,若照鍾怡雯女士的邏輯:「非感染者寫疾病」等於「消費」,換言之:作者未曾親身經歷某事而書寫某事,就是消費──但是,「消費」的判定真是如此簡單?假定,當事人沒有恰當的發言位置,或是擔心發言的後果,卻又亟欲闡述自身的經驗,遂請託其他作者代為寫作發聲;而作者寫出之作品,又符合當事者心聲與原意,這樣,算不算「消費」?鍾怡雯女士顯然也沒有考慮過這個可能。其次,該文除了表現感染者的無奈處境之外,其羅列資料的寫作方式,以文學技巧來說成功與否可以見仁見智,但是,以「愛滋文學/疾病書寫」的積極意義來說,則確實能夠使讀者藉由文學獲取諸多客觀的知識,更加了解HIV/AIDS的面貌,進而消解因對疾病無知而產生的恐懼、歧視,使人正視治療過程的樣貌,相信亦多少具有反饋感染者、甚至是同志的正面效益。最後,鍾怡雯女士的言論其實顯現了大部分讀者對「散文」的文類想像:「我」應該就要等於「作者」;書寫的內容應該就要是「真實的」。我在此無意深入做文學上的討論,而只是想要提醒,在這種現實的情形下,作者仍舊選擇「散文」這種文類書寫──而非「小說」這種可以撇清作品與自己的關係的文類──並且得獎、發表,那麼在日常生活裡,作者想必多少會被某些讀者「解讀」為文中的「我」。試問:現實生活中,被認為是一個愛滋病患(精確地說是HIV+),能得到多大的好處嗎?作者何苦把自己塑造者一位感染者?難道只為了「利用讀者或評審的同情心」?真正的感染者,無論來自內在或外在的壓力都何其沉重,在現實上會受到多大阻礙,這從過往的社會新聞、文學作品,甚至是用同理心就能夠稍微想像的。假裝自己是一個愛滋病患,這代價恐要遠遠超過文學獎帶來的榮耀與獎金(與他人的同情)。假若作者並非感染者,其實在鍾怡雯女士跳出來指責時大可以感到鬆一口氣吧?

仍要再次聲明:我並不是要說,「作者就是感染者」。我提出的各種可能都只是我自己的想像,以對抗鍾怡雯女士平板的言論與認知。真正的答案,只有原作者知道,而且也只有原作者應該/能夠/有資格知道。原作者的回應文章努力著不跳入鍾怡雯女士拋出的粗糙二分法框架,我認為是極為明智且正確的。閱讀文學作品只去注意作者是否是當事人、事件是否為真,未免也太過扼殺閱讀/創作的自由──是與否,於我何干?這是對他人隱私最基本的尊重,文學獎不該凌駕個人的隱私和尊嚴。以鍾怡雯女士的學識和閱歷,不太可能不知道這些。但她卻再三地挾著自己對疾病的無知為利器,咄咄逼人,想要「戳破」她自認的假象,還自信不慚地說「真相只有一個,無須多談」。但看在旁人如我的眼裡,無論真相到底為何,鍾怡雯女士的種種行徑,包括四處詢問某人是否為感染者,包括至今未對她那無知的疾病言論作出解釋或道歉,則這一切,都令人感到非常疼痛。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神話不再. Bookmark the permalink.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