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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馬來西亞「羅惹」華語

註釋馬來西亞「羅惹」華語 明報月刊 2016年11月號·楊邦尼   馬來西亞的華語,總已是一種「羅惹」語。 「羅惹」,馬來文的rojak,新馬地區常見的蔬果花生醬涼拌小吃。延伸為混合,駁雜之意。 馬來西亞的華語儘管以中國現代漢語為標準,無論用詞、語調、口氣有別於中國的北京話或普通話、台灣國語、香港中文。 無怪乎,當中國作家王安憶上個世紀九零年代第一次到訪南方馬來半島和新加坡,會發出「失語的南方」的感嘆。可是相對於北方的北京,來自上海的王安憶無疑是南方。這樣的南北語詞語音的差異,無論是在中國內地或海外,只會越來越充滿張力。 誰的標準,誰的規範。 我將以詞條的方式,註釋馬來西亞華語: 巴剎:馬來文,pasar。菜市場。例句:「我早上到巴剎買菜。」 拿督:馬來文,Datuk。名望者的封號。例句:「大馬羽球一哥、奧運三銀得主拿督李宗偉受封拿督威拉。」 聯邦 :源自Federated Malay States。英國殖民政府統治新馬地區,分為馬來聯邦、馬來屬邦和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新馬分家以後,新加坡人稱來自馬來半島的華人為聯邦人。例句:「你要回聯邦啊?」 嘛嘛檔:馬來文 mamak。馬來西亞印裔穆斯林經營的咖啡店,廿四小時營業,常設有大型螢幕轉播現場體育賽事。例句:「去嘛嘛檔喝(hè)茶啦!」 割車:超車。例句:「你醬割車,沒有打signal (號誌),想中三萬蛤!」 中三萬:馬來文,saman。罰款。例句:「你路邊亂park車,小心中三萬。」 買多多:買彩票。例句:「你要買多多嗎?」 安娣 安哥:英文,aunty uncle。例句:「Boy 過來,叫安娣、安哥。」 打包:食物外帶。例句:「打包粿條濕。」案:粿條濕,即帶汁的粿條。 幾個字了(liǎo):分鐘的計算方式,五分鐘一個字,三個字即十五分鐘。例句:「現在三點幾個字了?」 更多的馬來西亞華語沒有相應的中文字,它以口語的方式流傳,其實是各種語言的rojak。最常見的是馬來語、英語加方言(福建,潮州,廣東等): bei tahan:bei 潮州話,不;tahan 馬來文。受不了。例句:「天氣鬼醬熱,實(shì)在bei tahan。」案:鬼,很之意。 bek chek:諸事不順,煩躁。例句:「今天真的很 bek chek!」 teh c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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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華文,千古罪人?

不考華文,千古罪人?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楊邦尼  2011-03-06 我把SPM文憑翻箱倒柜找出來,原來當年的華文拿B4,中國文學B6,我記憶中壓根兒沒在準備SPM華文科,懵懵懂懂,隨波逐流的就上了考場,身為獨中生,每天接觸華文,像陽光、空氣和水,從來沒有認真準備華文考試,只要及格就好,統考更慘,只有B6,被同學訕笑。 倒是,我保留了高二華文課本(相等於SPM中五華文),名為《寬中文選》,上冊從〈孔雀東南飛〉讀起,到蘇洵的〈六國論〉,全是文言文;下冊有杜牧〈阿房宮賦〉、王勃〈滕王閣序〉等,全年32課,白話文僅有梁啟超的〈學問之趣味〉等4篇。我中學的華文總平均很少超過80分,統考和SPM的成績又是一片慘綠,無礙對華文(或文學)的喜愛,甚至成了“安身”之所。 華社和華教對SPM華文有多少比率的華裔考生拿A1,又和其他語文科A1作比較,報考華文人數減少和增加,錙銖必較,一個都不能少。於是,報考華文,言下之意,和考獲A1掛鉤,無限上綱到要是人數驟減,要是華文科成績沒有A1,民族的文化傳承要斷送了啊。 回過頭看看近日,適耕莊育群國民型中學中五生不報考華文,經三機構開會決議:建議不報考SPM華文科的學生轉校。 可是,SPM有哪一條文載明華裔生非得考華文不可,否則如何如何。既然沒有規定,考生當然有選擇的自由,考或不考,考華文的理由不辨自明,那不考華文的理由和考生個人的能力、對華文的興趣、考試的難易度和往後選科等等有關,何以要學生選擇轉校,彷彿這幾個不報考的學生成了“孽子”,要逐出家門的。 問題解決了嗎?沒有。要麼馬華或華教團體將考華文提昇到國家教育層級:凡華裔生,華文列入必考科目,就像獅城的做法:小六和O水準的華裔生必考華文。我曾教一位O水準學生華文,他坦誠:I hate Chinese。 沒轍,再怎麼痛恨華文都得考,他誓言考完O水準之後,再不碰華文。強制的結果,是揮之不去對華文的恐懼和排斥。 大馬國情不同於獅城。起碼,我們有一個相對紮實的華小華文教育,可是一旦華小生升上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華文成了流亡的科目,教育部對華文科的置若罔聞,或任它在風雨飄搖中自生和自滅,就是不在國家教育政策之中,永遠不能和國語、英文等量齊觀。 然而,自90年代後,大馬華文教育從小學華文、國中華文和獨中華文一面倒的往中國大陸的語文意識形態靠攏,華文變成工具和外文,語法的魔咒肆虐,羅惹式的華文試題,我早已多次撰文揭櫫是對華文的斫害。 考不考華文,沒那麼大件事,更不是千古罪人。華文不是考試用的,在華社的語境裡,(愛)華文等於考華文,等於華文A1,非如此,華文才有價值。莊子寓言中的“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不亦悲乎!   回應: 莫讓華文在國民型中學流亡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莫改衷‧2011.03.09 “華文是國民型中學生的必修必考科”,本是國民型中學優良的傳統。無奈,為了一張“漂亮”的文憑,雪州適耕莊育群國民型中學生開始公然挑戰這傳統,該校三機構因此議決:不報考SPM的華文科的學生應轉校。這決定贏得許多熱愛華文教育者的讚賞,卻也引起一些人的反彈。 楊邦尼在〈不考華文,千古罪人?〉(3月7日《言路》版)一文中對“被逼”報考華文的學生表示同情,並指出:“一旦華小生升上國民中學或國民型中學,華文成了流亡的科目,教育部對華文科的置若罔聞,或任它在風雨飄搖中自生和自滅,就是不在國家教育政策之中,永遠不能和國語、英文等量齊觀。” 其實,楊君把“國民中學”和“國民型中學”混為一談了。在一般的國民中學,華文的確不是必修 科,一個星期僅有3節華文,很多時候都排在課外。相比之下,國民型中學的情況就好多了:根據當初國民型中學接受改制的協議,在國民型中學,華文是必修科, 可以有5節到7節的華文,而且都排在正課。 國民型中學的前身是華校,接受改制後,華校的半壁江山已拱手讓人,“華文是必修必考科”,是最 後一道不容失守的防線!若不強制報考,華文將在國民型中學成了“流亡的科目”,自生自滅。當報考華文的國民型中學生日益遞減,華文班還開得成嗎?其“類華 校”特色又如何維持?難道,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要求官員讓學生“只報讀不報考”,因為“華文不是考試用的!” 楊君認為:既然沒有條文規定華裔生非得考華文不可,考生自有選擇的自由,並質疑何以要學生選擇 轉校。楊君可想到,把這些拒絕報考華文的學生“逐出家門”,是為了避免他們成為蛀蝕校園的白蟻啊!育中正是因為兩年前“特別恩准”一位學生不必報考華文, 才會引發此次28位育中生拒絕報考華文的事件!若華社此次仍掉以輕心,將引起後患無窮的“白螞蟻效益”——更多國民型中學生和家長,將鬧上教育部,“捍 衛”孩子不報考華文的“權利”,“逼”國民型中學走上“國民中學”的窄路!白螞蟻的繁殖力何其強盛,若不及時“消滅”,必將摧毀國民型中學! 我們目前的華文課程設計、課本編訂、考試出題方式、華文的批改方式、華文的教學法等,都確都有 改進的空間。然而,因為教育體系未盡完善,華文就不該成為國民型中學生的必考科嗎?那麼,“討厭華文”的華文獨中生,是否也可在統考中拒絕報考華文?另 外,楊君可曾想過,當報考華文的國中生越來越少,華小的師資和中文報的接班人將會斷層?難道,我們可以告訴公共服務局:“我們的華小老師不需要華文資格, 因為考試不能測量一個人的華文水準!” 針對“國民型中學必須報考華文”的立場,熱愛華教的人士都應連成一線,全力捍衛!希望楊君翻一 翻我們有血有淚的華教發展史,瞭解華文中學改制為國民型中學的前因後果,然後再次思考:那些試圖改變“華文是國民型中學生必修必考科”的傳統的學生和家 長,是不是導致國民型中學走上末路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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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華文沒拿1A又如何?

SPM華文沒拿1A又如何? 2007-03-23 18:43 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楊邦尼 SPM成績放榜,華社和往年關心的議題一樣,報考華文的人數有無下降,華文拿1A的比率多少,再次引發討論國中華裔考生不報考華文的原因,諸如國中華文班師資的不足,華文難考獲1A,影響總體成績云云,或如馬青總秘書魏家祥猜想的是“人為偏差”,它背後成績的“政治操作”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更想回到SPM華文試題本身,從試卷的作答甚至批改,來看看我們的華文教育和考試可能出現的盲點、誤區。 我曾經為文指出SPM華文試題很“rojak”(《大馬“羅惹”式華文考試》2006年12月12日言路版)。即使叫資深的華文老師應考要拿A也未必有把握,何況拿1A。那麼檢討華裔考生不選考華文,或1A的比率不及國文、英文,撇開外在的因素不論,才會有理解和同情,因為試題的設計本身就令人“嘆為觀止”,讀考華文要學會“十八般武藝”。 以2006年的SPM華文試題為例,分試卷一和試卷二;試卷一分甲組︰應用文和改寫,任選一題,30分;乙組白話文作文,佔70分。試卷二當中有22分是長文縮短,再加上10題的簡答題(含翻譯、理解),整份試卷書寫能力測試的部分佔了近7成,我們一起來檢視究竟這7成的書寫是如何把考生考到! 試卷一中的應用文是要考生寫一篇公函致警方,請求解決地方治安不靖的問題,並給予意見。無論是國中或獨中曾經參與閱卷的華文老師們對批改方式主要是從如何扣分下手,比如地址的位置不對、標題有沒畫線、序號的表示、空格多少,然後再看行文又無配合題目要求。易言之,應用文測試的重點不在書寫能力,而是格式、技術的層次。 再看改寫的部份,將兩人的對話改寫為記敘文,它無疑是英文直接引語換成間接引語的翻版,和語文的表達轉述能力沒多大關係,同樣也是技術性的操作。 那麼佔70分的作文應該是得分的關鍵吧。共5題,選寫一篇字數在400至600之間的白話文,看看市面上各種SPM華文作文參考書,書寫的文類從記敘、說明、論說、抒情到新聞訪談等等,都是一個樣板,題型上也偏重論說文,比如談交通安全意識、愛書的小孩不會變壞、做自己生活的主人,或是寫一篇記者的訪談稿。內容千萬不可違逆倫理道德,70分的作文是綁手綁腳的應試之作。 比較一下中國和台灣同樣是華文作文,高下可知。中國初中三的考生作文字數至少600字;台灣大學聯考去年作文題目是“想飛”,題幹寫著︰“飛,是一種超越,帶來心靈的自由……飛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與改變。”屬於引導式作文,字數、文體不限,文、白皆可,可放開去寫,更重要的是貼近學子的生活。反觀SPM試題與考生日常生活脫節,和思想、情感無關。你只要多看幾本範文參考書,揣想閱卷老師心目中擬定的樣板,把道德文化、愛國愛民的情操放大。 最後,長文縮短是將一篇名為《政府應如何協助傳統耕農》的報章文章濃縮為不超過100字的短文,批改此項的老師們手中有一份標準答案,只需按點給分。 SPM華文沒有拿1A不必太在意,SPM華文考的是“語”(技術)而不是“文”(文化)。滿分200分的華文叫SPM華裔考生太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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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神話與正名

僑生神話與正名 楊邦尼·《星洲日報》2007-12-03 原先就讀台灣中正大學化工系的馬來西亞胡姓“僑生”因志趣不符,以“外籍生”身份轉入雲林大學視傳系,校方發現後以“違反相關規定”,勒令退學。12月1日台灣《中國時報》刊載了台大外文所的大馬留台生吳子文的〈僑生也應該全面正名〉一文,僑生稱謂、特殊待遇等再次引發島內輿論。 其實早在80年代末台灣即已興起一股僑教、僑生風波,大馬留台生曾慶豹和黃錦樹等人先後以論文形式發表文章探討僑教、僑生稱謂等,只是兩人的文筆都太學術,太深奧,太冗長,沒多少留台生會讀懂(參見《大馬青年》第8期,1990年)。 化繁為簡,僑生是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搬遷來台下歷史與政治現實的產物,只是時移事往,國民黨成了在野黨,民進黨執政後又極盡所能的“去中國化”,舉凡逢“中”必“正名”之︰中華郵政改為台灣郵政,中正紀念堂該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大中至正改為民主廣場。吳子文同學的〈僑生也應該全面正名〉也正好搭上正名之車。 僑生之名與在台的諸多優惠千絲萬縷,本文不論。 我想無論是對之前,現在或將來留台的大馬獨中生(或少數的國中華裔生),在赴台前沒有幾個人對僑生稱謂有任何概念,無論是從政治或歷史的認識,當大伙高高興興的“出國”留學,變成了“回到祖國”的僑生。有留台經驗的大馬華裔深有同感,祖國何時變成台灣或“中華民國”,我們的祖國是道道地地的馬來西亞啊,這點毋庸置疑。 歷史是像螺旋前進那樣重復的,當年中國變色,國府遷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大門轟隆關上,海外華僑回“祖國”升學無望,50年代馬新南洋大學的創立有著歷史的玩笑和偶然,60年代在台的國民黨政府以中華文化正統自居,從東南亞大舉招收僑生回國(這國不是對岸那國,是在台的中華民國),從大馬第一代留台的“祖師爺”鄭良樹,到70年代的溫瑞安、方娥真是把台北當長安來奔赴的,80年代的羅正文、傅承得,90年代的黃俊麟、龔萬輝諸人,前僕後繼的留台,都享有過“僑生神話”的教育優惠。無怪乎,大馬3萬多名留台華裔對國民黨政府有著情感上的依戀和感謝。 90年代後期,這個歷史的輪盤轉回到中國,我的學生現在是清華大學的新聞系高材生,還有赴北大或南京大學念碩、博士的,他們一律以外籍生身份入讀,學費以美金計算。僑生之名對新一代赴中國留學的大馬華裔生很陌生。只是,這個尷尬的稱謂在台灣,雖然換成了民進黨執政,沿用國民黨的“僑教政策”,每年赴馬到獨中訪問的台灣僑務委員會官員也保證對大馬僑生的優惠不變。 用吳同學的話,在台灣的僑生其實是“假僑生”,無論是港澳的,馬印緬的,可是他們又不是外籍生,這麼說,在台的大馬華裔生是他者的他者。一旦有任何攸關本土台灣利益的分配時,他們就會成為輿論的箭靶。 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身為外國人的我們無緣置喙,正名或取消僑生為外籍生或優惠,或重新定義外籍生與僑生,是到了歷史的交叉口,台灣教育部或僑委會慎思之。而大馬華社、華教在主觀意願上又希望繼續享有這個歷史與政治產物下的升學優待。 附錄︰ 吳子文〈僑生也應該全面正名〉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14+11200712010012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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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城政治學

圖:2015年新加坡大選成績,紅色為PAP議席。 李靖與哪吒之爭:獅城政治學 《星洲日報》·楊邦尼·2006年4月25日 新國政府宣布大選將於下月6日舉行,早在這之前執政黨已在官方媒體——電臺、廣播或報紙——鋪天蓋地的為來屆大選作了“預告”和釋放“利多消息”,我國和獅城的關系在政治、地緣、經濟等方面既有利益又有依存,隔岸看獅城的大選多了一份關心和對照。 筆者感興趣的是在不久前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和青年學子的一場對話,通過電視媒體播了再播,年逾80臉色紅潤、精神炯炯的李光耀先生不愧是新國的開國元勛,雖然在90年將總理的梆子交給了吳作棟,16年來李仍然未淡出政壇,他的影響力在國內外不可小覷,儼然是獅城的精神和現實的“教父”也不為過。研究或分析李光耀的政治話語也就等同是獅城政治學的最佳寫照。 李資政在一場名為“我的選票為什麽重要——與內閣資政對話”的電視節目中,和來自英語背景平均30歲以下的年青媒體人、編輯、學生等面對面的會談,在筆者看來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和先前李顯龍總理以華語和另一批華語背景的人士的會談其實是同出一轍:兩父子分別以華、英語面對年輕選民的對話,一方面我們看到執政黨的誠意,它傾聽年青一代的聲音,讓他們有機會直接面對最高領導人,提出相對於執政黨的不同意見乃至質詢;二方面,這兩場“總理級別”和“選民”的會談中,並未動搖執政黨任何執政理念或既定政策,相反的是為執政黨加分,加固的效用(因為大選近在眉睫)。 李資政和年青人的這場對談,像中國神話中一場“李靖和哪咤”父子的傾紮,對抗,這是一個比喻性修辭的形容。這位被美國《時代》雜誌記者形容為“近乎臨床理性(almost clinical rationality)和對個人判斷有著至高自信”的李前總理在對話中的沈著穩健再次展現了他的銳智(sharp intelligence)和不為所動(unsentimental),在場的年青人宛如是“反對黨”的代表,一手拋出為什麽不廢除“強制性投票”,另一手為什麽“禁止政黨和候選人利用音訊播客(podcast)傳播政治理念”,仿佛是哪吒頸上的“乾坤圈”,腳下的”烽火輪”,招招對準新國政治的“禁區”,李資政面對新一代人民在政治的咄咄追問也趁機給為數眾多的年輕選民(出生於建國以後40歲以下的選民占了近3成)上了一課“建國艱辛史”,同時也是“國族神話”的重新召喚:建國以前的政治詭譎,社會失序,經濟雕敝、種族動亂,建國以後在執政黨的治理下國家日益安定、有序、富裕、和諧,只有不斷強調、復習執政黨今日取得的“政績”,才能確保黨•國(人民行動黨=新加坡?)的永續經營。 這好比是父親李靖手中的“玲瓏寶塔”那樣把哪吒三太子罩在塔內,塔外的一切“雜音”仍舊在隱隱作響。 一位參與現場對話的人士回述:“為什麽原本應該在自然發生的社會論辯過程,需要在選舉期間才定時發生,甚至需要由電視臺去刻意經營?” “我不時告訴自己這個政府對我(們)的好,然而夜晚的風卻讓我感到一種莫名且無法言喻的失落。新加坡是變了,但有些事情是不會改變的。我已經28歲,可是我好像一直被提醒自己還沒長大”。 哪吒自從被關在父親的塔內,他就停止了長大。 獅城大選的文化觀察 《星洲日報》·楊邦尼 2006年4月29日 獅城大選將至,27日當天的提名日人民行動黨在無對手競逐下自動當選的占了37名,也是18年首次由於反對黨派候選人挑戰超過一半的議席,無法蟬聯執政。 隔岸觀選戰,我們看見獅城政府(或執政黨)的戒慎戒恐, 天網恢恢又疏而不漏。近日的島國上下各種有關選舉的言論,報道,無論真假與否(比如日前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等人涉嫌在《民主報》評論誹謗獅城領導人),你都得格外小心,仿佛隨時會有暴動、謠言等,國家進入高度緊崩的狀態。 然而,作為民主國家的選舉,不都是稀松平常的事,選民自由行使投票權,(吊跪的是在獅城的數個選區裏由於沒有競爭對手而自動當選,選民無緣投票)選出執政政府,在西方民主上百年的進程,一方面有上層的朝野政黨相抗詰,下層也行塑了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可以和政府對話、協商,甚至影響決策。從英美、德法到亞洲的日韓、或選舉頻密如家常便飯的臺灣等地區,我們看見的一場場目不暇給,不到最後一刻難決高下的選舉政治(秀)。 選舉政治也是文化的折射,或是人民集體心理的反映,觀察獅城的選舉政治也恰好可以印證它的文化維度和文化想像。 前陣子李敖的“新加坡人笨”一出,馬上引起島國人民的口徑一致向外,別忘了李的言論中還贊譽了獅城的高度法治,國民集體意識和奉公守法等等造就獅城政府的廉潔與透明,有條不紊的交通和穩定的商貿環境,個人在大寫的國家、政府或族群面前相對的變小了,“失聲”了。 就像英國學者查爾斯•蘭德利(Charles Landry)一方面驚嘆獅城的城市建築,從硬體設施與建築設計毫不遜色於紐約、東京或香港,然而他也發出這樣的遺憾:感受不到城市跳動的脈搏和創意精神。 這就像硬幣的兩面。 獅城7個集選區在沒有對手的角逐下,人民行動黨的37名候選人自動當選,當中有好些是首次競選的年青黨員,在現任資深議員的陪同下直接“保送”進入國會殿堂。島國官方媒體大幅報道提名日的新聞,無論是自動當選的黨員或面對競爭對手的挑戰,執政黨在面對鏡頭或記者的提問時令人驚異的是他們高度一致的回答(或給出標準答案)。我們無法想像的是在獅城的國會裏時時為了一個大、小政策(比如該不該建賭場和娛樂城)議員們滔滔論辯、爭得面紅耳赤。的確,執政團隊的議員們畢竟是務實的,口舌之辯不過是末端。在政策推出前,他們早已做好各種的風險評估,報酬率等等,萬無一失。 這就是為什麽在新國國會首次出現反對黨的聲音時,鏡頭對準了當年的惹耶勒南,悄悄吹皺國會裏過冷的冷氣。議員們頓時哆嗦了起來。 我們還是期待獅城今屆的大選能制造一些話題,在9天的競選的過程中行動黨和反對黨激起攸關民生、政治、理想同時也是文化多元化的浪花。在眾聲喧嘩裏展現獅城的另一種不止是政治的,還同時有著多層次的精神、文化激蕩的面貌。 獅城大選後的失落感? 《星洲日報》·2006年5月9日·楊邦尼 剛落幕的獅城大選是場沒有驚喜、意外的選舉,結果如外界預料的那樣人民行動黨蟬聯執政,當中有24位行動黨的候選人(集選區團隊,要麽一組人全數當選,要麽全數落選,有別於單選區的個人競選)藉著黨長期的光環和“名牌”順利進入國會,在84個國會議席中反對黨卯足全力才保住和上屆一樣的兩席,其象征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它頂多向外說明:獅城奉行民主選舉制,國會裏有反對黨的聲音,雖然“氣若遊絲”,“聊甚於無”。 觀察獅城的政治板塊很簡單,不像英美、德法、日韓或近一點的臺灣,每一次選舉是一次政治勢力的重新洗牌。它只有固若金湯的一塊:人民行動黨。 9天的競選活動沒有激情、秩序井然,沒有叫喧或眼花繚亂的文選,就像獅城的城市風貌那樣:整齊劃一,統一規格。僅有的是一位反對黨候選人戈麥芝資格認證的小插曲,因為沒有其他更具新聞性的議題可報道,小插曲只好炒了再炒。隔著海峽,柔南的子民看著獅城每晚播報的競選新聞其實是相當平淡無味的,候選人如果用華語回答越加突發其華文語詞的“捉襟見肘”,筆者倒寧願他們以英語作演詞。即使有幾位被執政黨貫上“雙文化”(華語與英語)背景的候選人的華語在有識之士聽來也不過爾爾。 競選的議題很本土,很民生:奶油與面包。也不像美國那樣有國、內外議題讓候選人疲於應付,非法移民,反恐戰爭;或是法國的“左右混雜”,看似涇渭分明的兩派卻又同流合汙;還是華人地區的臺灣藍綠陣營勝敗都牽動兩岸與華人的目光。候選人的議題和承諾很一致:讓每一座組屋的電梯能在每一層樓停留(以一座舊制的13層組屋為例,電梯只停留在1、4、9、11的層樓),多建有蓋走廊,增加照明。羊毛出在羊身上,翻新電梯最後是由人民買單,平均每戶得付1千新元的翻新費,再以各種名義在人民的公積金戶頭扣除或分期繳付。 我們在歷史(政治)和(文化)情感上對獅城都是“愛惡交織”的(比如前陣子的美景大橋,或牛仔城之說)。一方面欽羨它被評選為亞洲生活素質最佳的城市,也同時是商務與會議的最佳選擇地等等,我國的吉隆坡和新山無疑相形見絀。二方面,在新聞自由度國家或地區的排名中獅城是被列入“不自由國家”(大馬的新聞自由度超前新國),即使像互聯網那樣以自由之名的虛擬空間其排名亦落後於印尼、菲律賓,和中國大陸、越南緊鄰。 獅城大選塵埃落定。筆者想起林明華在《情在人間》(4月1日)為讀者一一敘述獅城反對黨人士的“悲劇性色彩”。何止這些,05年3月,新國政府對施忠明的記錄片《新加坡反叛者》控以違反影視法,勒令影片從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中撤回;01年,同樣以違反影視法為理由,將一部由3名專院講師制作、片長15分鐘、關於前反對黨領袖的紀錄片禁映,還有…… 這是獅城精英治國的兩面刃:取得了這些,失去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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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淹了,才宣佈治水

等水淹了,才宣佈治水  《星洲日報》·楊邦尼·2007年12月26日   圖:2014年12月東海岸水災   12月是大馬的雨季,東北季風源自遙遠的西伯利亞一路自北南吹,空氣中還夾帶北方的冷意,又飽吸海上的水汽,登陸半島,雨就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柔南的百年水災,舉國愕然。只是去年我們家附近的河堤護欄被連日的大雨侵蝕,轟然坍塌,地方政府草率的蓋上雨布以防它再塌陷,到今天雨布已經破損,一年過去了,沒有任何整修的動作。 12月的大馬,大雨和長命雨交互下著。我不太敢在雨中開車,路況太多,馬路上除了有平日的坑洞就算了,你知道行駛到何處要稍稍放慢車速或更換車道,還得留神到處來不及排放的積水,或是對面來車濺起的水花直接撲上車鏡,一個不小心滑出車道太危險。只是30年前的路段如此,30年後的路段依舊如此,沒有改善還好,還變得更糟。 30年前,位於新山寬柔中學後門的士都浪達蘭路(Stulang Darat)遇雨則淹,30年後稍大一點的雨下來,馬路和旁邊的溝渠沒有界限,我駕著車忐忑的涉水而過,心想千萬不要拋錨在水中央,趕緊把汽車開上較高的地面,等湍急的水流退去。30年,幾乎等於我的歲數,這個柔佛的首善之都的基礎設施沒有改善的跡象︰河道先是變淺,然後變成溝渠,再淤積,平日不見人疏通。 我懷想巴黎早在150年就已經規劃城市的下水道。巴黎的美不僅在地上,地下的水道如蛛網悠轉,可以搖著小船供遊人參觀。這對大馬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看看吉隆坡耗資20億的精明隧道吧,它原先的構想是要防洪和疏通交通,一勞永逸的解決首都的水患和擁塞的交通,立意太好了。後來發現它來不及排洪,反而招惹積水,大雨的時候關閉隧道,以防汽車誤撞“下水道”。 地方和中央政府每逢雨季水患都會公佈各種治水的方案,誓言投下天文數字的資金。這些我們不懂。我們知道的是從大城市到自家居住的小城鎮,到處是水淹! 試讀一段古文︰“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國語.周語》),以今天的話來說,雨停了之後,就要趕緊修治道路,水澇退去了,就要把橋梁架設好,所以夏令說︰“九月修路,十月造橋”,原來古人早已經知道自然的運行是有時令的,白話一點的意思要人們未雨綢繆,而不是等到“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道路不通,野場荒棄,湖澤無堤,河面無橋)。 我們的官員們大概讀不懂這段話的意思,它太古老,又是文言文,距今太遙遠,像大禹治水那樣的神話不實際。 雨勢放晴了,路面的積水退去了,留下許多更大更深的窟窿,要趕緊修補啊,河道變淺了,要趕緊疏通挖深啊,塌陷的河堤要趕緊架設好啊。政府很體恤災民,忙著發放慰問金,地方與中央更要落實治水大計啊! 和去年的柔南大水災比起來,今年大小城鎮泡水的時間減少了,太陽很快就露出臉。我想起吉蘭丹哥打衣甘榜大水淹及頸肩,兩位只有10歲的馬來小孩在水中的畫面,兩人把綁好的課本頂放在頭上,以免被水浸濕,誰知道更大的水患在後頭等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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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城A380和377A條文

獅城A380和377A條文 《星洲日報》·楊邦尼·2007-10-31 10月25日的獅城很風光,新加坡航空公司成為全球接收首架A380客機的國家,從獅城到悉尼的首航吸引眾多國際媒體的報道。各國航空業早已洞察商機,新航捷足先登購得A380客機,維系和加強它在世界航空服務業的口碑,只需看看近20年來樟宜國際機場和新航贏得的各種獎項,明年第三搭客大廈將正式啟用,大手筆買下19架A380空中巨無霸,平均載客量500人,準備在數年內替換目前使用的747客機。 獅城雖小,立足航空業的志氣大,新航幾乎等同是獅城國際形象代言人。這就是獅城立國以來取得卓越成就的經濟學。大馬天然資源太優渥了,我們沒有那樣高遠的志向。 另一邊,獅城的國會殿堂內,議員們口裏唸的不是A380,而是377A。大馬錯失了A380,我們和獅城卻擁有同樣的刑事法典377A。 獅城國會近日的辯論很“同性戀”,原因就在於獅城政府將繼續保留對男同性戀者在公共與私下進行的性行為屬於犯罪行為,輕則兩個月監禁,重則兩年。大馬的377A條文和獅城是同出一轍,我國的刑法更加嚴重,最高刑法監禁20年,罰款和鞭刑。舉凡曾是英國殖民地的國家大都沿用同樣的法令,印度,緬甸亦如此。往前推溯,因觸犯此法而被監禁最有名的例子是英國才子劇作家王爾德。 我們總以為同性戀是西方的產物,是歪風,在東方中國歷史脈絡下,同性性行為自古是“寬柔”以待的,在華人地區中,仍把男同性性行為刑事罪的,首推獅城法律。起碼在中國大陸,港臺或日韓,不見諸法律是針對同性戀性行為而來的。 我不討論同性戀在宗教和法律的罪(sin, crime)。我感興趣的是獅城國會議員在辯論是否廢除377A條文時所折射出的“理智的破產”(歐陽文風語)和對同性戀非刑事化的恐懼和無知。獅城在各領域深怕落人之後,在同性戀課題上寧可慢人好幾步。全球195個國家中仍有70個是將同性戀刑事罪的,當中40國家的法律對男同性戀者是處以“極刑”,絕大部分是在中東和非洲,比如伊朗或蘇丹處以死刑。 獅城李顯龍總理在總結377A條文不廢除的言辭中最有代表性。李總理以西方廢除同性戀刑事罪造成家庭破碎,離婚,未婚先孕;同志爭取廢除377A條文會引發保守人士的反擊,反而縮小了同志活動空間。恰恰相反,同性戀的非刑事罪不是源於歐美,鄰國的印尼、泰國、菲律賓甚至共產的古巴和拉美國家未曾視同性性行為為罪,遑論寫進法律。獅城沿用的是大英帝國1967年早已廢除的舊法。 李總理呼籲不要激化保守力量,不發言,不爭取,不現身,潛臺詞是說,對不起,同志請你們繼續留在衣櫃吧(in the closet),不要在網路簽名,國會大廈外張揚,“舞照跳,馬照跑”,不然連基本的活動空間(酒吧、俱樂部、網站)也會受到打壓,甚至關閉。 這就是獅城的立國之本,它一方面汲汲營營打造小島為國際經商旅遊的大都會,二方面整個精英領導層緊繃著神經小心謹慎維系父權家•國•黨結構於不變。A380客機的首航和377A條文的保留是出於同樣的思維。 注:377A條文指 任何男性,在公眾或私下,從事,或慫恿,誘引,或企圖和另一名男性發生性行為,猥褻之舉,將處於最長兩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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