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神話不再

自己的文章自己評 之 #毒藥 之 Siren songs

【自己的文章自己評 之 #毒藥 之 Siren songs 】 神話毒藥事件(2012)至今演變成了 Siren songs (金嗓海妖的歌聲)。 它,未結案。 始作俑者是文學獎(2010),評審談不攏(難以定奪),經主辦方(?)打電話直接問寫作者 真偽。此其一。 其二,兩年後,評審之一 “不吐不快”, 換言之,評審 C 隱忍了兩年 又 私下問了 和毒藥作者 交往的 ‘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 “求證過” ,判定毒藥作者說謊。 《神話不再》一文 刊出,遂有 《鍾x雯 的神話不再》回應文。 史稱“神話毒藥事件”。 毒藥 已不是文本的 毒藥,而是肉身的 毒藥。 感染病毒的不止是文本的我,寫作者,和讀者,乃至 有權力在手的 評審(們)。 換言之,我們大家 都是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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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或神話)裡有比文學獎和散文虛實更重要的事--回應黃錦樹

現實(或神話)裡有比文學獎和散文虛實更重要的事--回應黃錦樹 《南洋文艺》·林韦地·2016/4/5 讀了黃錦樹2016年3月29日發表在《南洋文藝》的《文學獎與毒藥》一文,回應我日前發表在中國報《回望神話》和我在臉書對神話事件的看法。 首先我要感謝黃錦樹的回應,雖然我對他的觀點不甚認同,而且幾個月前他叫我不要寫"酸文",現在他又愛在文章裡酸我幾句。而一如他上一次對我的回應,黃錦樹總是顧左右而言他,只是執著於說自己想要說的。 為什麼到今日還要談論神話事件?因為這事情沒有結束,我們(如我和黃錦樹之間)對這事情都還沒有一個共識。我們當然可以選擇一團和氣打哈哈,但我還是相信對有爭議的事件就事論事論辯說理有其意義,不然一團和氣的結果往往就是力強者勝,位於制度文化資本高處掌握話語權的人說了算,而位於這樣位置的人往往不會有,自己可能是錯的,可能會傷害到他人的自覺。 加上對個人隱私的尊重,和對疾病之可能的了解,認知,和同理心,這是我看神話事件的意義,遠大於文學獎和文學權力的競逐,那是黃錦樹(或鍾怡雯)在意的事,對他人來說未必是如此。 我並沒有否定散文對真實性的要求,我也沒有否定鍾怡雯對文學獎散文組亂象的批評,問題是她亂舉例。當年的鍾怡雯和今日之黃錦樹談的一切都建立楊邦尼的《毒藥》是山寨散文/虛構的前題,(有趣的是這篇文還和他們二人的作品一起收在《與島漂流:馬華當代散文選》裡),問題是鍾怡雯指控他人說謊的根據是來自她本人對愛滋病的錯誤認知,而她文中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至今都還不知道是誰,所以這是一個沒有人背書/共同承擔責任的求證,幾年過去,今日之黃錦樹還對鍾怡雯對《毒藥》一文之認知和整件事的說法照單全收,甚為理盲。要知道《毒藥》一文是不是山寨,唯一可能就是抽作者的血,而這是道德倫理上不允許公開討論的,除非黃錦樹天生神力,可以從看一個人的散文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HIV抗體是陽性還是陰性。 黃錦樹一方面又認同我"散文真實性的要求只能來自作者的自律",一方面又對我說的"對他者作品真實性的要求和探知,如文學獎主辦單位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其實極易產生現實和法律上的紛爭"視而不見。神話事件的問題不在"没有挂“本店的猪肉皆非来自瘟猪”,就可以用瘟猪当食材吗",問題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你可以公開指責超商店員想在你飲料裡下毒/郵差想殺你/濃湯裡有痰嗎?沒有證據亂舉例又只一味重伸自己是在批判一種現象,根本就是混淆視聽,本末倒置。 所以《文學獎與毒藥》整篇文讀下來,唯一尚可論的點是我之前已經提過的,"散文視為一真實的文體,作者在散文內書寫自己的隱私,是否可視為"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簡言之,散文內文本上的自曝,是否等於現實裡的自曝?黃錦樹的答案似乎是肯定,而我個人,和他所引用的楊邦尼的說法是趨於保留。如果是前者,那鍾怡雯公開否定他人的自曝指控他人說謊當然要舉證,如果是後者,那文學獎主辦單位沒有要求作者在現實裡再次自曝的權力,任一情況,道德上鍾怡雯都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事情發生當時,台灣已有很多好文回應,如羅毓嘉的《文學不該「社會盲」》,盛浩偉的《為何無知可以理直氣壯?》,我不知道黃錦樹有沒有讀過。我個人以為,如果楊邦尼不是馬來西亞人,而是台灣人的話,鍾怡雯和聯副當時根本不可能如此輕易敷衍過去。而相對爛泥事件黃錦樹和張錦忠很快就寫文章評論,馬華文壇(含在台在馬)對神話事件的全面沉默(除廖宏強一篇外),也是客觀事實。沉默的原因除了黃錦樹很敏感不承認不回應不知如何面對的"話語權不對等"外,不幸的是,恐怕其實也反映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於"隱私"此一觀念之欠缺,和對愛滋病此一疾病之恐懼和陌生,視之為禁忌,所以不知如何評論,不知如何處理,大家都無知,此事件實為在台馬華也好,在馬馬華也好之一歷史共業也。 我在文章裡提到台灣的個資法,前提是"若將法律視為道德參照",所以我要提醒的是現實社會有其道德和倫理規範,文學場域的自主,是在於我們期望文學會對現實產生正面的影響,不是胡亂影射胡亂批評在現實裡闖禍了造成傷害了才躲回文學論辯裡的場域裡死不認錯。 與黃錦樹和所有把文字當一回事的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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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與毒藥

文學獎與毒藥 黃錦樹《 南洋文藝》2016-03-29 15:01   幾天前,臺灣《聯合報》副刊主編宇文正在她的面子書上貼了篇文章〈專題的兩難〉(原刊於《文訊》2016年3月號),文中提到她多年前曾策劃一個專題談文學獎,鍾怡雯應邀寫了〈神話不再〉;馬新“假文青”林韋地看到那段文字,“非常火大”,立馬在他的面子書做了回應。義憤填膺的指責我們留臺人沒有像木焱先生那般“討鍾援楊”,且將此事件比擬於陳強華事件(奇怪,鍾怡雯又沒抄襲),又說了些國籍、霸淩之類的胡話。 我原想在他面子書留言,勸他喝杯涼茶消消火氣(魚腥草根據說效果不錯),稍稍解釋一下我的立場和看法;一轉念,還是決定用私訊和他溝通,以免一堆亂七八糟的閑人也來留言,變成一場混仗,讓人笑話。無奈此君犟甚,看來即使牽到北京也還是哞哞聲。只好也拉錦忠下水,幫忙曉以大義。談到後來,實在談不下去,我就說,如果真的認為那麽嚴重(侵犯隱私權列),建議他請楊(邦尼)去對鍾(怡雯)和聯副提告吧,一了百了。次日,韋地說他把那“面子書火大文”刪掉了,但竟升級成豪華版的〈回望神話〉,刊於《中國報》;立場不變,基本論點不變,只是語調較和緩(沒再用“霸淩”、“話語權不對等”之類的修辭)。 我這篇文章無甚新意,只是公開表明立場和看法,希望這事別在胡扯下去——文學獎(征文)是一場賽局似的封閉交易,有它的陣地、公開的遊戲規則、潛在的遊戲規則,參與者也有潛在的風險。身為局外人的“我們留臺人”只能在場外就事論事,沒必要做“抗x援y”之類貽笑大方的事。 關於〈神話不再〉事件,以辭條方式簡述如下: 2012年10月7日,鍾怡雯發表了〈神話不再〉,提到某年的文學獎決審有兩篇作品有虛構之嫌,主辦單位乾脆打電話去問作者。那位坦承虛構的落選了,而那位說“是”的則獨得大獎。〈神話不再〉的語調是,某君以說謊而得獎。一周後的10月14日,楊邦尼在聯副發表了篇長文(〈鍾怡雯的“神話不再”〉),對號入座,回應鍾怡雯,滔滔自辯。 林韋地〈回望神話〉的論點多來自楊邦尼文,譬如關於隱私權,楊認為(臺灣)《聯合報》編輯不該打電話問作者寫的是不是真的;而鍾指責他說謊,“事涉‘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回望神話〉則更進一步用臺灣個資法來指責鍾及《聯合報》編輯侵犯楊之隱私權;一樣批評鍾對愛滋病的了解太膚淺,犯了大錯,應該要公開道歉云云。 而我們今天談這問題,最根本的其實是,這問題對我們有什麽意義? 我的看法很簡單,這事件的關鍵是文學獎,其他的,都扯遠了。 身為文學獎評審,即便現場判斷錯誤,之後又把相關過程披露,就要負刑責,或公開道歉嗎?參賽者如果犯錯,也會有法律責任嗎? 文學獎(尤其是散文獎),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制度? 〈神話不再〉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我沒去考察自哪年始)臺灣的散文獎裏,常有職業寫手利用文學獎參賽需對評審匿名的便利,用仿造抒情散文的口吻寫動人的身世、坎坷的經歷,甚至堪憐的隱私以打動評審;評審因無法參照檢驗,極易受騙。有的職業得獎者就用這套技藝(註1),每年從北到南收割。少數非常敏感的評審,則可能憑直覺“聞”到虛構的氣味,或特定獎咖的“獎咖味”。 〈神話不再〉陳述的就是這樣的狀況,那是散文獎瀕臨破產的寫照(相關討論又見我的〈文心雕零?〉《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5/20)。 白話散文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現代文學種類,本來就是件怪事,文學獎(及各種散文選)之把散文限縮在以情感的本真性為其價值的抒情散文,又是另一件沒被嚴肅討論過的怪事。我的觀察是,自五四以來,它自然的承繼了傳統抒情詩的內規——不得造假——猶如廚師之不得用地溝油、羊肉串的材料不得是老鼠肉、拌水泥的沙不得是海沙、礦泉水不得是自來水,那是行業的潛在規則。我所謂的散文的自律,本來就是個道德問題。如果不是文學獎匿名的封閉場合而是一般投稿,胡扯瞎編一旦被評論者揭發,那作者很可能就會被讀者唾棄。這些“潛在規則”讀散文和寫散文的人都了然的,妻未亡不得〈遣悲懷〉,猶如父在不得“靠北”(哭父)。 就連賭博都有既定的規矩,不是嗎? 但楊邦尼〈鍾怡雯的“神話不再”〉竟言: “如果散文造假呢?文學的本質不都是‘虛構’的嗎?文學獎的細則上有規定凡散文寫到疾病,家人過世,就得附上就醫記錄、死亡證明書嗎?散文創作獎如果是要求‘真實/寫實’才能入選或得獎,主辦單位要‘嚴加說明’,如果散文寫到愛滋,而剛好書寫者的愛滋身分獲主辦方‘核實’符合散文真實/寫實條件之一,但主辦單位沒有權利把作者是否是愛滋告知他人。” 則近乎是睜眼說瞎話了。這段瞎話恰好為散文獎的破產提供了充分的理據。 沒有掛“本店的豬肉皆非來自瘟豬”,就可以用瘟豬當食材嗎? 散文和小說原就充斥著隱私——傷痛、傷害、不堪的欲望、幻想。不可告人的事,恰是文學、電影常見的主題。 如果是不欲公開的隱私,“為何寫出來?”(〈神話不再〉的這一質問精準犀利),而且還拿去參加散文獎(註意:小說獎就不會有這問題)?寫與不寫,公開不公開,以什麽方式公開,都是倫理決斷,雖然“是不是愛滋病患,選擇說或不說是感染者的權益。”但為什麽是散文獎?放在散文類,就已是主動公開,不是隱私了(難道作者要拗說讀者都應把散文當小說讀——他們都是些笨蛋?),如果臨時反悔,不想公開,接到〈神話不再〉提到的那個確認的電話時可以回答:對不起,事涉個人隱私,無可奉告,愛怎麽判斷,隨便你們。換言之,在是/否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選項,當事人還可以掌握最後的決斷權。當然,這一決斷的潛在假設是:“我楊某才不在乎你們那個什麽屁文學獎!”而在那狀況下選擇是或否,就是選擇了文學獎這毒藥。 如果是小說獎,就是期待讀者把它當虛構敘事讀,也就是不希望讀者太當真。即便有所本,甚至百分百如實寫真,好事者問起時,也可以簡單的回答:這是小說啊,何必太當真?那是文類提供的消極保護。而散文,即便是嬉笑怒罵時,也是認真的。當然,它認真的悲傷,也認真的凝視傷害,文學獎對它來說,也許太高調了。也許因為太認真才會是散文。 我所謂的自律,首先是對自己負責。那是社會信任的一部分,而社會信任(註2)。是我們社會生活的根基之一。這方面出問題,這社會就病了。 在這一點上,可視為自傳之延伸的抒情散文,其實是諸文類中最為脆弱者。 最後,似乎很少人討論的,在文學獎的場域裏,其實是法律豁免的,它是個法外之地。沒有因那些得獎文章被控誹謗,或被政府“對付”(註3)。那些寫冒牌散文的,有哪個被控詐欺?更嚴重的是抄襲。局部抄,或全抄,被發現了,頂多不過是被追回獎金,撤消名次,向主辦單位書面道個歉,有誰被告過?可憐的評審沒看出來那是抄的,難道也要負刑責,或向社會大眾道歉? 原因在於,在我們的當代,文學場域是相對自主的,它由其內在規則自律的運作,不受宗教、政治,甚至法律的幹擾。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如果你有隱私忍不住想寫出來,可以選擇不要發表;要不,就用“真事隱”的手法(小說或詩),不要寫成散文,更別去參加散文獎,以免不慎吃到毒藥。 5/3/2016 註: 1.小說組一樣有,但它涉及的倫理問題沒散文嚴重,那當然也很值得討論。 2.在己,最最根本的,是對他人沒惡意。反過來,也假定遇到的陌生人都是對你沒惡意的,譬如,超商店員不會無端端在你買的飲料裏下毒;郵差是來送信不是來暗殺你的;濃湯裏沒有痰。 3.大馬的文學獎倒常有復審委員私下提及,某篇作品非常好,但涉及敏感話題而被忍痛剔除。那是大馬本身的政治環境對文學獎的潛在幹擾,主要還是發表的媒體本身怕承擔政治風險。但有時也是評審為了保護文學幼苗,以免得了個文學獎,反受政治迫害。臺灣則幾乎百無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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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神話

回望神話 林韋地 《中國報》 2016年3月9日、16日   宇文正發表於2016年3月號《幼獅文藝》的〈專題的兩難〉一文中提到: "近幾年聯副遇到最嚴重的爭議則是所謂「神話事件」。原是一個討論「文學獎」的專題,邀約兩岸四地作家(包括馬來西亞)探討這個議題。鍾怡雯應約而寫的〈神話不再〉中牽涉對於文學獎的機制、愛滋病治療的認知、散文可否虛構等等議題,引發一連串的討論。發生當時,我的確焦頭爛額。文學獎操作的規範(如主辦單位可不可以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在爭論中被完全漠視,而這是鍾文想探討的初衷之一;散文虛構問題,是文學議題,我認為無標準答案,這個議題後來由黃錦樹點火,在《人間副刊》又精彩引燃了一次;我更在意的,對於愛滋病的認知問題,我的心態很坦然,有誤解,就面對,除了當時刊登多方意見,事後,長期關切──到去年「世界愛滋病日」,再邀同志牧師歐陽文風撰寫特稿。我想檢驗人的一貫性需要時間,檢驗一份刊物亦如此。我有信心,也有耐性。但此事之後,是否影響聯副的編輯方針、態度,而趨保守呢?我想沒有。" 「神話事件」已過去三年有餘,如今回望,其中的脈胳和一些細節或許可以看得更清楚。 "文學獎操作的規範(如主辦單位可不可以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是需要被討論的。若將法律視為道德參照,則現行台灣(中華民國)個資法第六條已明確指出:"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因此,在未獲社會充份授權下,文學獎主辦單位可不可以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答案應是否定的。以「神話事件」為例,主辦單位一開始就不該打電話詢問作者"你寫的是不是真的"。 但個資法也提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所以值得爭議的是,若將散文視為一真實的文體,作者在散文內書寫自己的隱私,是否可視為"當事人自行公開之個人資料"?我想許多文學獎的參賽者,到散文的創作者,乃至於社會公眾,都不會有這樣的認知。反之,若作者在散文內書寫虛構之事,是否已構成詐欺和背信?文學場域之內會被批判,社會公眾的認知恐怕是"有這麼嚴重嗎"。 散文真實性的要求自有其文學上的來源,"自五四以來,慣例形成默契,抒情散文的體裁協約(虛構契約)是對虛構的拒絕,等同於自傳契約"(黃錦樹),但在現實裡,作為一文本的讀者,包括文學獎的評番,必有其無法判別真實性,或必需取得作者個資才能以判別真實性的時候。以「神話事件」為例,除非我們看得到作者的病歷和血液報告,我們根本無從判斷〈毒藥〉一文是真實還是虛構,而我們沒有權力,也不應該向作者要求相關的資訊。 因此散文真實性的要求只能來自作者的自律。對他者作品真實性的要求和探知,如文學獎主辦單位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其實極易產生現實和法律上的紛爭。文學獎評審若只注目在散文此一文體真實性之維護,易陷自己於不義,特別當參賽者書寫題材涉及個人隱私時,文學獎評審只能相信作者所寫是真實的,別無他途。若散文此一文體必須是真實的,必需考慮文本以外的事,則文學獎的散文組又以單篇匿名的方式評選根本就是互相矛盾,不如廢除,或改變評選方式,免得再陷參賽者和評審於不義。 以上關於主辦單位可不可以向作者求證他的隱私,再進一步就道德層面來看,若主辦單位得到作者的個資,如「神話事件」裡主辦單位打電話去得到作者的回答,不管這答案是什麼,都應該是要被保護的,除非主辦單位得到作者同意公開此資訊,相關工作人員保括文學獎評審,都有保護此資訊之義務。 所以簡單而言,鍾怡雯在這件事的道德瑕疵有二,一是作為文學獎評審她不應該將作者對主辦單位的回答當作題材來書寫,因她的敍述讓讀者可以識別當事者,這已構成對當事者隱私的侵犯。二是若散文是真實的文體,則鍾怡雯公開影射他人在散文裡說謊,當然要有明確證據,如病歷和血液報告,沒有證據而指控他人說謊,妨害他人名譽,當然是不道德的。而聯副編輯在〈神話不再〉一文刊出之前,沒有意識到鍾怡雯道德倫理上的錯誤(以及其文內對愛滋病的種種錯誤認知),當然也有負任。 病歷和血液報告,在不侵犯個資的情況下沒有辦法拿到,所以一般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公開指控他人說謊說他有/沒有什麼病,除了政治相關如大選的時候。 權力使人愚蠢,不幸文學獎正是競逐權力的場合。 而文學場域裡的權力爭奪廝殺和批判,並沒有比現實裡更溫柔更敦厚,這才是文學的神話不再吧。 事情發生至今三年多,文學獎主辦單位,聯合報副刊,乃至鍾怡雯本人,都沒有就此事做一公開說明或致歉,這恐怕都不是宇文正筆下的"有誤解,就面對"。鍾怡雯最後丟下一篇短文〈誠信〉說無須多談就沒下文,對自己〈神話不再〉一文內對愛滋病認知的種種謬誤隻字不提。 或許我真正在意的,是馬華文壇對此事的集體沉默,(只有廖宏強寫過一篇《文學的包容》,雖然其文內有些觀點我並不認同,黃錦樹和唐捐論戰的是散文虛實,並沒有直接談到此事)。沉默可以是因為沒有意見沒有想法沒有論述不關我事不要得罪,而沉默者包括鍾怡雯文中提到的"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除非她說謊。 重點當然不是把這些人抓出來,只是反思,每當發生了什麼不好或有爭議之事,我們的處理方式似乎還是停留在息事寧人,把一切掃進黑暗裡,從不試著把事情談開,談得徹底,好像對當事人反而更不好。 只是時間過去,不代表傷口就會瘉合。 處理得不好,時間久了傷口也可能會發炎感染潰爛,變得更痛,更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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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毒藥〉共存

意識文學:與〈毒藥〉共存 張玉珊 ·《街報》·2015/10/10 楊邦尼〈毒藥〉獲得2010年聯合時報散文組文學獎,兩年後鐘怡雯在報章上發表〈神話不再〉和〈誠信〉一文,以不指名道明的方式,認為楊邦尼並非HIV感染者,卻在主辦單位致電詢問時“大言不慚”承認該篇散文為自身經歷【註1】,再通過和“大馬詩人、媒體主任、同志作家”求證後,認為楊邦尼用謊言贏得那次的文學獎。 〈神話不再〉一文刊登後,臺灣文學界和同志圈一陣喧嘩,甚至成為當年的文學大事,爾後還引發不少的筆戰。但當中的紛紛擾擾,其實只分成兩大重點:一、鐘怡雯是否應揭露楊邦尼說謊,以及忽視HIV感染者和愛滋患者所面對的問題;二、散文該“實”還是“虛”?雖然眾多討論裏都有各自關註的議題,但卻很少針對文本的討論。 〈毒藥〉這篇作品是馬華文學裏少數討論同志與愛滋的文學作品。國內同志文學作品不少,但結合HIV汙名和同誌議題的創作卻很少。文中大量拗口深澀的藥物名字和醫療過程,被鐘怡雯視為在“羅列硬邦邦愛滋病資料”,“古狗一下就有”。的確,這些資料在網絡上多如繁星,但我認為這篇散文不僅僅如鐘怡雯所言,它所呈現的遠超過硬邦邦的信息,而是讓我們得以看到國內一名同志HIV感染者實實在在面對的處境。 蘇珊·宋塔格的《疾病的隱喻》裏提到:“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 〈毒藥〉成功的描繪了,HIV病毒和愛滋病給一個馬來西亞國民所帶來的隱喻。 楊邦尼以〈毒藥〉作為題目,除了描寫文中“我”在“毒”(HIV病毒)和“藥”(治療HIV的藥物)之間的拉扯,更多是病魔與心魔之間的“拔河”。 人們對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的恐懼、汙名,都讓文中的“我”和作者楊邦尼處處感受人言可畏之“毒”。例如文中寫到“我”在H的陪同下到藥局購買“管制不得見光”的藥。其實管制藥物相當普遍,國內許多疾病的藥物都是管制藥物【註2】。不過楊邦尼用“不得見光”來形容治療HIV病毒【註3】的藥物,可見疾病的隱喻是如此的明顯。“不得見光”,不僅僅是在形容藥物,更是HIV感染者在得知自己感染到治療整個過程所面對的狀況,是比病毒還要更“毒”的汙名。 四年後,楊邦尼發表了〈毒後〉。從〈毒藥〉到〈毒後〉,語氣明顯雲淡風輕得多。 〈毒藥〉寫的是“毒”“藥”之間的拉扯,〈毒後〉則是試圖和“毒”“藥”和解。 在〈毒藥〉裏吃藥是得偷偷摸摸,是一種“密教儀式”,必須動作快速的吞藥避免被人發現,進而關心問候不知如何回答。然而在〈毒後〉卻可以在人前吃那“不得見光”的藥,還可以在面對人們的問候時,坦然地回答吃“維他命養生保健丸”。吃藥態度的轉變,可見“我”在經歷了〈毒藥〉事件之後,心境上的轉變。面對“毒”和“藥”,“我”已不再是惶恐不安,而是開始以積極的態度應對。既然一輩子都無法撇掉“毒”“藥”的糾纏,病毒也“如魍魎不可測”,“我”也只能選擇與毒藥共存共生,生活才能繼續過下去。 〈毒藥〉是告解,〈毒後〉是置死地而後生,而“生”才是最重要的。 【註1】在〈神話不再〉一文刊登後,鐘怡雯成為了打給楊邦尼求證的箭靶。許多響應的文章和留言都直指鐘怡雯不應打電話去求證,讓楊邦尼在當時陷入兩難的局面。然而,我曾與當時在現場的兩位評審論及此事,兩位評審告知撥電向作者詢問散文經歷是否屬實一事,並非來自評審團的要求。特此還原現場。 【註2】管制藥物指的是,需要有醫生處方才能購買的藥。例如治療高血壓、糖尿病、失眠等疾病的藥,就需要醫生處方。非管制藥物則是,無需醫生處方就可購買的藥,例如普拿疼(panadol)、治療腹瀉的藥物等。 【註3】使用“治療”並非精準的用法。目前任何藥物都無法完全治療HIV病毒感染者,只能通過吃藥來抑制HIV病毒的載量,避免病發。但避免行文過於累贅,仍使用“治療”一詞,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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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LL HAVE AIDS——敬回黃子〈停不了的愛滋傳染〉

黃子的〈停不了的愛滋傳染〉(2014年12月9日,《南洋商報•言論》 W3 版)一文,將愛滋做了《疾病的隱喻》與道德批判(建議他去讀一讀Susan Sontag 寫於上個世紀80年代的 Aids and its Metaphors 一書),劈頭是非典、伊波拉病毒,然後“偷龍轉鳳”的立即下結論“殺傷力遠遠超過非典和伊波拉病毒的愛滋病(黃子先生或許把感染HIV 和 AIDS 混為一談)其受關注,以及全球投入的預算并不低,可是收效則小得多矣。” 感染愛滋不是罪,有罪的是對愛滋的無知(ignorance)和自大(arrogance)。愛滋病在1996年何大一研發的“雞尾酒治療”,已經是“可控制的”,和糖尿病、高血壓等屬“慢性病”,壽命和非感染者僅差一至半年。 聯合國每年12月1日定為愛滋病日,目標明確:Getting to Zero , 零傳染,零歧視,零死亡。感染愛滋不等於死亡,愛滋仍有傳染的風險,共有針頭、母體垂直感染以及“高風險性行為,你和是怎麼戀無關。愛滋病毒不是因為你是正典異性戀奉行者,你就不會感染;愛滋病毒不會因為你住先進國,高收入你就免於感染的風險。 當愛滋感染趨緩,當愛滋是可控制範圍的病毒,我們的社會仍然是對愛滋感染者處處歧視。 而最可議的是黃先生在文章的後半段還在辯稱: “著名的性學專家賽金博士在圈內也是著名的變態佬(案:黃先生,“變態佬”是帶有歧視的用語,不贅述),按照他非常Bias (案:偏見,誰的偏見?)的統計數字,同志占人口大約10%,實際上是4%左右(案:黃先生,這個4%是您的bias統計嗎?)。即使說是5% 5%的人口,貢獻17%的病毒感染,而95%的人口貢獻83%的病毒是異性性交傳播病毒貢獻大,還是同性性交的貢獻大?” (案:黃先生您用“貢獻”一詞是隱喻詞呢,還是調侃,審判?) 黃先生,我不想和您辯論同志、非同志,異性戀、同性戀,我想到如果耶穌再來的話,他同樣會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耶穌如果再來的話,他看到的是感染者的脆弱,受歧視,和病毒抗戰的勇敢,他會施予擁抱,親吻。這是我相信的耶穌。他不是來“定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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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後

毒後 《自由時報》·2014年6月16日·文·楊邦尼   圖·王樂惟 這麼多年過去了,像中世紀黑暗時代那樣長,病毒量測不到,CD4上升,下降與上升在永恆拔河,天秤的兩端,你必須努力將病毒量降到谷底,CD4升到健康水平。醫師指著長串數字和英文縮寫向我解釋,這是紅血球,那是血糖,膽固醇,肝指數比正常人還正常,稱讚你是服藥的role model,等等,可是那個測不到的,疾病的隱喻,「我與它牢牢地綁在一起,沉到最低,最底了。」 亞里斯多德早早就看透,「隱喻在於給事物一屬於別的事物的名字。」一物,總是另一物。 主禱文,賜給我今日的飲食。 吃藥,就是我的daily bread和儀式,活命的,時間久了,久到你自己都忘了,我是在吃藥嗎,這是藥嗎,我睡前吃了藥嗎?我怎麼沒有半點兒印象,吃藥成了潛意識,夢見自己是蝴蝶,蝴蝶夢見我,反射動作,毫不費力,時間到你自動吃藥,生理的時鐘早已調好,動作迅敏,拉開抽屜,或掰開綠色小藥盒,白天一粒,晚上兩粒。即使有人在你身邊,我多怡然地就把藥粒噗通丟進口裡,喝水,吞,不消五秒,要是人問,吃啥?我說,維他命養生保健丸。 感染病毒是不能說的祕密,像亞當偷吃的蘋果一直哽在喉結,sin和crime,你分不清。然而,你以為在書寫的時候,祕密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各種妖魔瘟疫蟲豸災難絕望一湧而出如尼羅河河水每年必要氾濫。書寫就是那個氾濫的大潮,最後統統流進無涯大海。潔淨了,洗滌了,救贖了。 忘了是在吃藥多久的那個夜晚你坐在電腦螢幕前敲打鍵盤,開始寫〈藥〉,最先想起是魯迅的同名小說〈藥〉,救命來著,革命加鮮血,好像有許多的亡靈在引你渡過冥河,後來步步追蹤寫〈毒〉的來龍去脈,源自猴子的,上帝的懲罰,索多瑪焚城,前世冤孽,源頭不可考,消失的紐帶,再後來,內外翻轉,倒行逆施,雙身,連體,難分,的毒藥,成文。 我把文字的潘朵拉給闔上,裡面封存了愛與希望,我等著哪一天,時間夠久,時間成熟,瓜落地,把〈毒藥〉投出去,獲文學首獎。劍出鞘,一把青冥劍,江湖掀風波。 福禍相倚。有人隱忍兩年,不吐不快,直言中毒是假,藥是從古狗那裡抄來的,甚至私下查訪媒體人、同志作家和詩人證實此人未感染,其言不足信。 只是,有比感染病毒更毒的毒在後面等著,吃藥,無效。我以為,我單純的以為,文字就是解藥,文字一旦印成鉛字,毒就解了,化了。我太天真,我的大學老師教了一輩子的《莊子》,天,真,一也。名也,命也。 毒後,餘生。 獲知感染以來,我不再對人付出真感情,我的同志愛人,比如你總有對人動心的時刻,彷彿一經付出,罪惡的,愧疚的,知其可愛而不可信,知其可信而不可愛,投湖的王國維,理性,太理性。我不相信人,一直擔心,心虛,難言之隱。這是終身的烙印,刑法的,古代犯人額上的黥,我需要神話引領,為餘生,解咒。般若波羅蜜多。 神話不死。 我不是孽子,初初我是看《孽子》知悉那個黑暗王國的存在,噢,原來我不是地球唯一的物種,孤島上看見遠處有船煙如刀月升起,我高喊,在這裡,在這裡,這裡有遺棄的人。先在小說裡預習一遍青春鳥是怎麼飛,怎麼最後都作鳥獸散。而今,公園裡的荷花早已枯萎,林憶蓮唱的〈夜太黑〉,夜一點都不黑。我有多久沒有回到公園,我的性啟蒙,伊甸園,失樂園。 我也不是荒人,他和永桔的盟誓和信守,我和晃哥哥一起背誦抄錄荒人語句以惕勵,愛情沒有早逝,愛情只是還沒來到,總有一天遇到對的那人,那人在燈火闌珊處多麼地宋詞古意。然後,一晃,就來到荒人寫作手記的年紀,我沒有荒人的悲觀,死生都參透,他眼見好友阿堯的死,上個世紀80年代,感染愛滋等於死得很難看,形容枯槁,面色憔悴,我是行過死亡幽谷的人,要努力加餐飯,活著,不苟且,不貳過,身體就是我最後的衣裳,歸宿。我背誦的荒人。 我更不做酷兒。不出櫃,櫃子就是哈利波特穿上的隱身斗篷,自由進出。 「你這樣子寫不是等於出櫃了嗎?」 寫作,為了遮蔽而寫。寫,沒有寫得更清晰。 寫,是沙上的人臉,只會愈來愈模糊,最後連人臉都看不清,沒有臉的沙。傅柯光裸著頭,的臉。沙臉之人。於是,我可以恣意地寫我,不斷地塗抹,擦拭。蔡明亮只為小康的一張臉而拍電影,他的電影,就是小康的臉,特寫,長鏡頭,聚焦,溶鏡,蒙太奇,淡出。別拍我,我怕曝光,見光死。 Queer,都市,中產,英語優越。我英文沒有很好,我匍匐在英語底下,一個一個字查,最早查完《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彼時中譯本還沒翻出來,不放過任何一個字,我讀懂了,每有會意,便欣然自喜,自己動手翻譯其中片段,寄給在半島的K,我中學第一個喜歡的人,我對K動過初心,以為可以是一輩子掏心的人,我們那時彼此互叫兄弟。青春期的愛,無邪,懵懂,像山無稜,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那樣,天長地久,好哥兒們。 初心就是芳心,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我忘了花多少的黑夜寫〈毒藥〉,停停寫寫,沒有盡頭。黑夜的盡頭是白天,多熟爛的語詞。創世之前就是無盡的黑,淵面黑暗,神說:「要有光。」就有光了。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創造了光,那以前是黑暗。我把〈毒藥〉寫成,截止日期前,投出去,光正通過黑淵,行在水上。 你這不是在鸚鵡學舌嗎。是誰在說話。巴特問。是作者巴爾扎克,還是唱歌的閹伶,扮演劇中的婦人。婦人身後是去勢的男歌手,他代婦人歌唱;還是肉身的巴爾扎克通過閹伶唱出他心中的婦人之聲。總之,作者必須死去,寫作才得以開始。 不斷地引言,插入。班雅明一生都在抄錄,抄錄輯成一本書。書的回聲。金嗓女妖。 是誰在文字背後,頤指氣使。我讀荒人,小韶。每讀一次,拆一次文本。文本即編織,是一匹布幔掀開,布幔之後還有布幔,衣櫃之中還有衣櫃,多寶閣。哇!原來是女巫之身,女巫又向著神姬起舞,藏鏡人,胡爺爺。根本,男同性戀啊你別太高興,你的陰性氣質男聲(身)不過是裝腔作勢而來的,你沒有發聲,你的喉嚨卡卡地說著巫女的早已打好的文字稿,腹語,你只是照稿念出,楚楚可憐,憐者,沒人愛。 巴特〈作者之死〉。作者沒死,他還魂,代替生者。 寫〈毒藥〉,是痛定思痛,毒和藥在體內休戰,你才動筆寫,即使那麼多年藥效如影子和魍魎隨行,像《其後》那樣,允許我抄錄,自療之必要: 書寫不是治療,治療的路程已在之前走過,我耗費了多少光陰,治療也未必痊癒,痊癒也未必是原來的那個人。某位寫作同業說得比較準確:書寫不能治療,那是本身快要好才能書寫,那是痊癒之前的一個人的大口呼吸。 讀到這裡,書寫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宣判死刑,永不復生。書寫徒勞無功,像奧菲斯為拯救愛妻尤麗黛。從告知感染,開始治療到吃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能說,與何人說,只能以文字發聲,曼杜莎猙獰的笑聲,還沒正式吃藥前,我留下石化的一首詩,未發表,暗藏入櫃,沒有天日,終見天日,〈疾病與詩〉: 獲悉那個不可張揚疾病,的午後 腳下無垠大地繼續並且加速 運轉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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