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提起陳徽崇
星洲日報/言路‧楊邦尼‧2010.07.26
作為大馬首位華裔國家文化人物獎得獎者,廿四節令鼓創辦人之一的陳徽崇老師,人故往,歌與樂在。莊仁傑的〈陳徽崇走後的新山音樂事業〉(7月22日)一文恰恰可以和拙文〈華語人缺席新山藝術節?〉互讀,莊文述及的新山音樂事業,更具體來說是“華語人”自家的音樂事,種族和語言成了鮮明的身份標識,於是,後陳徽崇期的新山音樂事業的立基或音樂欣賞者把非華族,不以華語作為溝通語的新山人,一一排除在外。而這正是拙文極力要突破的文化局限和疆界。
從陳徽崇老師在世一再提起建立新山音樂廳的願景,我視為新山華社的“鄉願”之舉。好吧,就算音樂廳建成了,這是新山“華人”的音樂廳還是“新山人”的音樂廳,差別立現。又或是僅靠新山華社是否“養”得起一間像樣有國際水準的音樂廳,音樂廳的管理、保養,甚至藝術行銷,一年有幾場音樂會等等。
莊文的“新山音樂事業”有一個預定且重要的主體想像:新山寬柔中學的音樂團體,和新山各鄉團音樂社團,然而,中學生的演唱或演奏技巧,或是像雜燴樂齡愛樂者組成的合唱團,在“藝”的功力上遠不足,頂多作為休閒,自娛娛人。新山的現象如此,放在整個大馬亦可如是觀,業餘人多,專業人少。
莊文有其洞見,比如呼喚更優質的音樂師資,設備,業餘性質的演出必須提昇,到國外修讀音樂人的回流,然而莊文最大的“不見”(blindness)是全文的主體始終環繞著新山華社或寬中堡壘,可是新山華社和寬中不代表新山音樂事業,就像大馬華社不足以代表大馬那樣。
題目〈別再提起陳徽崇〉是要告別老師那一代人的音樂想像。飛越與跨出種族與語言的自我限定。比如,2005年,旅台的音樂人廖聰文、柏林大學聲樂碩士,活躍亞洲歌劇舞台,在新山或大馬的首次獨唱會,觀眾清一色是華語人,雖然演唱會的曲目有德文、意大利語。在6月自美返馬的吉他博士陳萬達的吉他獨奏會,場上只有4位印裔聽眾。而在新山皇家山獅城的《唐.四重奏》,照理寬中二校的絃樂團少則200人,新山華語音樂人集體缺席。
7月31日,陳老師的音樂會又要熱鬧登場,我們需要一次鄭重且安靜的告別和出發。